第一百八十三章 德国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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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将军此次海南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对于海南做一次试探性的访问。针对海南的发展，希望能够在区域上有一定的合作。
陈中也非常清楚，美国人绝非池中之物，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一定是美国。
美国人很聪明，中国不过是一只还在沉睡的雄狮，在这只雄狮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帝国辉煌，是任何了国家和民族都无法相比的。
这种雄狮总有一天会醒来，不是哪一个强悍的军事帝国可以用武力征服的。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总有一天会因此而尝到因不自量力而酿下的苦酒。
而聪明的美国人用极其灵敏的前瞻性嗅觉，对于中国国内的各方势力进行详细的评估，他们更愿意相信，十年后的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个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就是这个目前还不被人注意的一个小小海南岛。
于是，美国人此次带来了一部分机械的出售的协议，和钢铁方面的技术投资，同时，也带来了战略性的建议。
大卫和陈中探讨了海南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国家发展的借鉴性经验。
他们在谈到德国时，就着重分析德国的政策再近一些年来的起伏变化所带来的优势和弊端。
德国的发展第一在战略目标超出国力所及。大战略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它在大战略的诸多要素中处于核心和龙头地位。
目标正确，全局皆活;目标错误，满盘皆输。正如乔治·马歇尔所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
在确定大战略目标时，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所要达成的目标与力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因目标过大，超出力量支撑能力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1871年，俾斯麦经过三场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后，精心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确立了达成“有利于德国的欧陆大国平衡”的大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在全面分析了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和各国战略趋向的基础上制定的，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是，1890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开始对德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特别是1897年改组内阁后，具有强烈扩张思想的人士入阁担任要职，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提出建立“世界帝国”的战略目标。
威廉二世进行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基于对德国综合国力的过高估计。诚然，上个世纪末，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总量“超英赶美”，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电力和化学等新兴工业更是占绝对优势。
但是，就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动员力和战争潜力看，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仍是世界老大。实际上，德国的殖民地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海军力量虽然发展较快，但与视海军为生命线的英国相比，更是差距较大。况且，确立了这一目标，等于是向“有利于旧的、老资格的大国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
不管你的国力有多大，如与世界主要列强为敌，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威廉二世后来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都与战略目标过大有关。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战略失误。
德国第二个战略失误表现在未搞清楚国家核心利益。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发展和安全需求诸要素的集合，是决定军事力量发展的根本因素。
从历史经验看，可将国家利益分为深层国家利益和表层国家利益。深层国家利益是指攸关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去争取。表层国家利益主要是指不影响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
有时为了维护深层国家利益，可以搁置甚至牺牲表层国家利益。有时，受大环境所限，即使是深层国家利益，也要讲究方法节奏，以间接稳妥的方式，逐步实现。
事实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到底哪些是深层国家利益，哪些是表层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
19世纪中叶，俾斯麦认为统一是德国的深层国家利益，统一高于一切。为此，当普鲁士大军在萨多瓦战役大胜，千年古都维也纳已敞开大门的情况下，俾斯麦坚决反对进军维也纳，力主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为确保奥地利在即将到来的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创造了条件。为此，他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普王威廉一世和军方让步。
因为俾斯麦认识到德国统一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奥地利，而是法国。
近几年来，德国各界对其国家利益的认识极不统一。对德国来说，在面临着法俄两强东西夹攻的险恶形势下，本土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本土与殖民地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德国各利益集团却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各自狭隘的利益需要出发，影响和干扰了国家的重大决策。
以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海军派认为海上利益是“德国的生死问题”，力主发展海军，并全力准备对英作战。陆军派则主张全力发展陆军，重点打击法国。
金融家和商人们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要求优先打击俄国。
东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则要求优先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时任德国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悲叹道，结果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另一方，而且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实际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
更为可悲的是，作为最高决策人的威廉二世缺乏战略眼光和坚定意志，对深层国家利益和战略重点缺乏深刻认知，常常受狭隘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到处扩张，四处树敌，政策和策略相互矛盾、彼此抵消，犯了大战略之大忌，最终将俄、英等强国都推入主要敌人法国的怀抱，将自己逼上绝路。
大卫将军此次海南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对于海南做一次试探性的访问。针对海南的发展，希望能够在区域上有一定的合作。
陈中也非常清楚，美国人绝非池中之物，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一定是美国。
美国人很聪明，中国不过是一只还在沉睡的雄狮，在这只雄狮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帝国辉煌，是任何了国家和民族都无法相比的。
这种雄狮总有一天会醒来，不是哪一个强悍的军事帝国可以用武力征服的。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总有一天会因此而尝到因不自量力而酿下的苦酒。
而聪明的美国人用极其灵敏的前瞻性嗅觉，对于中国国内的各方势力进行详细的评估，他们更愿意相信，十年后的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个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就是这个目前还不被人注意的一个小小海南岛。
于是，美国人此次带来了一部分机械的出售的协议，和钢铁方面的技术投资，同时，也带来了战略性的建议。
大卫和陈中探讨了海南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国家发展的借鉴性经验。
他们在谈到德国时，就着重分析德国的政策再近一些年来的起伏变化所带来的优势和弊端。
德国的发展第一在战略目标超出国力所及。大战略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它在大战略的诸多要素中处于核心和龙头地位。
目标正确，全局皆活;目标错误，满盘皆输。正如乔治·马歇尔所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
在确定大战略目标时，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所要达成的目标与力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因目标过大，超出力量支撑能力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1871年，俾斯麦经过三场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后，精心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确立了达成“有利于德国的欧陆大国平衡”的大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在全面分析了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和各国战略趋向的基础上制定的，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是，1890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开始对德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特别是1897年改组内阁后，具有强烈扩张思想的人士入阁担任要职，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提出建立“世界帝国”的战略目标。
威廉二世进行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基于对德国综合国力的过高估计。诚然，上个世纪末，德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总量“超英赶美”，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电力和化学等新兴工业更是占绝对优势。
但是，就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动员力和战争潜力看，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仍是世界老大。实际上，德国的殖民地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海军力量虽然发展较快，但与视海军为生命线的英国相比，更是差距较大。况且，确立了这一目标，等于是向“有利于旧的、老资格的大国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
不管你的国力有多大，如与世界主要列强为敌，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威廉二世后来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都与战略目标过大有关。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战略失误。
德国第二个战略失误表现在未搞清楚国家核心利益。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发展和安全需求诸要素的集合，是决定军事力量发展的根本因素。
从历史经验看，可将国家利益分为深层国家利益和表层国家利益。深层国家利益是指攸关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去争取。表层国家利益主要是指不影响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
有时为了维护深层国家利益，可以搁置甚至牺牲表层国家利益。有时，受大环境所限，即使是深层国家利益，也要讲究方法节奏，以间接稳妥的方式，逐步实现。
事实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到底哪些是深层国家利益，哪些是表层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
19世纪中叶，俾斯麦认为统一是德国的深层国家利益，统一高于一切。为此，当普鲁士大军在萨多瓦战役大胜，千年古都维也纳已敞开大门的情况下，俾斯麦坚决反对进军维也纳，力主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为确保奥地利在即将到来的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创造了条件。为此，他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普王威廉一世和军方让步。
因为俾斯麦认识到德国统一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奥地利，而是法国。
近几年来，德国各界对其国家利益的认识极不统一。对德国来说，在面临着法俄两强东西夹攻的险恶形势下，本土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本土与殖民地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德国各利益集团却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各自狭隘的利益需要出发，影响和干扰了国家的重大决策。
以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海军派认为海上利益是“德国的生死问题”，力主发展海军，并全力准备对英作战。陆军派则主张全力发展陆军，重点打击法国。
金融家和商人们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要求优先打击俄国。
东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则要求优先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时任德国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悲叹道，结果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另一方，而且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实际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
更为可悲的是，作为最高决策人的威廉二世缺乏战略眼光和坚定意志，对深层国家利益和战略重点缺乏深刻认知，常常受狭隘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到处扩张，四处树敌，政策和策略相互矛盾、彼此抵消，犯了大战略之大忌，最终将俄、英等强国都推入主要敌人法国的怀抱，将自己逼上绝路。